父亲李克农26与康生同住一排窑洞，但彼此关系并不亲密

父亲重返延安后，被安排至中央社会部担任副部长职务。彼时，我们的居所位于枣园，与部长康生共处一排窑洞，共享一个院落，且有哨兵在门外守卫。在延安，家族成员众多，包括祖父、祖母、外祖母、三叔、三婶以及堂弟妹等，均居于枣园。然而，为了保障父亲的工作不受干扰，他们被安排居住在另一处窑洞中。

在周末或法定假期，我们会前往枣园探望长辈，每个人都心情愉悦。有一次，恰逢祖父的生辰，为了展现孝顺之心，并感激祖父长期以来对父亲革命事业的支持，父亲安排母亲准备了一桌佳肴，邀请了居住在延安的亲属与家人，齐聚一堂为祖父庆祝寿辰，并且他亲自担当摄影师，为大家拍照留念。由于当时照相机十分稀缺，家中无人懂得操作，拍照的任务便落在了父亲一人肩上。因此，在许多照片中，唯独缺少了父亲的身影。

不久后，李冰二姐获得了工作机会。起初，她在毛主席身边担任医疗助理，结识了多位领导。她勤勉尽责，性格开朗，初到延安时，穿着略显时尚。毛泽东戏谑地给她起了个昵称“李冰特洛夫”。由于对医疗事业的热爱，不久后，她被组织调动至中央医院，担任苏联医生阿洛夫的助手，专攻外科技术。尽管工作繁重，但这更能让她施展才华，最终，她也成为了一名外科医生。而李伦年纪尚轻，先是进入自然科学院深造，随后转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，再进入炮兵学校进修。完成学业后，他被分配至野战军部队任职。

延安的物质匮乏，连基本的日用品如肥皂都稀缺，自来水更是无从谈起。冬日严寒，我们仍需前往河中洗涤衣物。在生活细节上，我们并不挑剔，作为一群尚年幼的孩子，我们学会了将就与适应。

有时在周日，我会带着一堆脏衣物回到枣园的家中清洗。母亲会递给我一些肥皂，并传授我洗衣的技巧。若是在父亲那里遇到来访的老前辈，比如曾宪植、夏之栩等人，她们觉得很有趣，便会走过来亲自指导我们如何揉搓衣物，这让我们感到十分温暖。

另一位革命先驱邓发，与我父亲交情颇深。尽管他在党内身居要职，但其为人谦逊和蔼。每次到访我家，他总是谈笑风生，与我们相处融洽。我们常常围绕在他身边嬉戏打闹，他也乐在其中，展现出一种令人尊敬又亲近的气质。

2001年12月，我前往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，那里是邓发的家乡，我特意拜访了他的旧居。随后，在由杨尚昆命名的“邓发中学”校门口，我向邓发前辈的雕像献上了花篮，以示敬意。

我和康生居住在同一排窑洞中，但我们的关系并不亲近。我的父母对子女的管教十分严厉。

彼时，康生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一职，其父则为副部长，理论上两家关系应当紧密。两家共处一排窑洞中，他们占据东端两间，其前还设有一座凉亭，可供小憩。而我们则居住在西侧的两间，门前配备了一间平房，方便炊事。两家之间，有一间窑洞被用作社会部的会议室。对于他们工作上的事务，我们从未过问，然而，两家在日常生活中并无交往，这一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康生身为中央政治局的一员，自莫斯科归国后，还被誉为“理论专家”。在整风审查干部的运动期间，他占据高位，拥有重权，时常面色严峻，令人心生畏惧。因此，母亲告诫我们，别去院子那端嬉戏，以免妨碍他的工作。我们对此极为留意，一直以来，对康生都保持着一种既尊敬又保持距离的态度。

1942年以后，毛泽东等领导从杨家岭迁移至枣园进行工作，原先康生与我家共居的一排窑洞被腾出，供毛泽东居住。随后，我们家与康生分别搬迁至枣园后方的两处不同窑洞，不再同住。搬家后，我家访客增多，氛围变得轻松活跃，孩子们的情绪也更为愉悦。

父亲平日里工作繁重，健康状况也不佳，常佩戴着一副眼镜。表面上看，似乎是视力有所衰退，但实际上，他的一只眼睛为义眼，并无实际功能。

三十年代，父亲在上海工作期间遭遇了眼疾的困扰。由于经济条件有限，他无法进入优质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。不幸的是，在一次由技术欠佳的医生进行的手术中，他失去了一只眼睛的视力。从此，父亲在阅读文件和书报时，不得不依赖眼镜，并且还需要使用放大镜，逐行仔细观看，过程颇为艰难。

延安时期尚未通电，他在昏暗的油灯下处理公务、阅读资料，面临重重挑战。日间忙于会议与交谈，入夜则埋头审阅文件，直至深夜十一二点。冬季严寒，他的身体常受咳嗽与哮喘困扰，难以安睡。母亲作为机要秘书，既要尽职尽责于工作，又要关心他的身体状况，同时还要料理家中长辈与孩子们的日常生活，终日奔波不息。幸好有三婶虞季的协助，细心照料家中老人，全家才得以安稳度日，充满欢乐。

我们兄妹几人各自在不同的单位工作，都已自立门户。由于住所距离家中十多里地，每次回家探望，总是匆匆而来，匆匆而去，难以长时间停留协助家中事务。除了共进晚餐时能同父亲简短交流外，鲜少有深入交谈的机会。相比之下，母亲显得格外体贴，每次见面都会仔细询问我们的近况，对我们的生活与成长表现出极大的关心。

父母对我们的管教颇为严谨，其中几个要点尤为深刻：

首要的是党的组织纪律性。我们常被提醒，身为党员，应怀揣对党的热爱，积极响应党的号召。母亲也严肃地向我们传达，如果没有共产党，我们家便不会有今日的安宁与幸福。

1943年前后，陕甘宁边区政府遵循毛泽东主席的指导原则，推行了“三三制”政策，旨在增强爱国民主人士在政治参与中的作用，并选举李鼎铭先生为边区政府副主席。那时，李鼎铭的弟弟李伦尚年幼，尚未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一日，李伦放学回家，兴奋地宣布：“我现在也算民主人士了，你们得对我礼貌些哦！”此言一出，引得全家人忍俊不禁。

父亲听后，带着笑意却语气认真地说道：“哪门子的民主人士，你是共产党的后代。”这番话，在玩笑间也给我们上了一堂关于党的教育课。

另一个关键是个人要勤奋拼搏。父母时常告诫我们，任何事情都应当依靠自身的奋斗。遇到难题时，首先要依靠组织的帮助，其次要依靠自己的力量，不应依赖父母。

三是禁止干部子女享受特殊待遇。在延安时期晚期，部分干部的子女有机会前往苏联接受教育。我们几个孩子同样怀揣着去苏联学习的愿望，于是向父亲表达了这一请求，提出即使不能全体同行，至少能有一人前往也是好的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父亲非但没有给予支持，反而严厉地责备了我们：“你们有什么特别之处？中国如此广阔，难道就没有你们的立足之地，没有可供你们学习的地方了吗？”他进一步提到，就连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，在从苏联回到延安后，也被毛主席安排到农民家中务农，体验普通生活，以此作为学习的一部分。这番话让我们深感震撼，从此之后再也不敢提及此事，也从未有过任何怨言。

李克农曾居住的延安土窑

延安广播电台创建之际，从左至右排列为：杨尚昆、廖承志、李克农、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及车凯丰，于窑洞前方拍摄留念。

我的双亲为人诚恳，行事严谨，尤为看重专业技能，强调实事求是。家中几位子女多数被指引去研习无线电通信领域，他们教导我们要扎实稳重，勤勉做事，避免虚有其表，戒除不切实际的空想，也绝不可心生攀比之心，轻视脚踏实地的重要性。

然而，他们拥有广阔的视野，思维灵活，社交广泛，结交了许多朋友。在抗日战争期间，我的父亲服务于八路军办事处，表面上担任总部秘书长的职务，并持有少将军衔。有时，他会乘坐汽车返回延安，凭借他的“将军”身份和活动能力，巧妙地规避国民党军警的封锁与检查，将陕甘宁边区难以购置的电讯设备和医疗物资秘密运回延安，从而有效解决了诸多难题。

某次出行，他选择乘坐汽车，亲自将电信设备运送到军委第三局。王诤局长对此感到非常高兴，随即邀请他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分享经验，并进一步邀请他共进午餐。我有幸参加了那次会议，会议结束后，王局长也热情地邀请我一同用餐。

实际上，“共进午餐”的场合设在王诤既办公又居住的窑洞，那里准备了一锅热腾腾的鸡汤和米饭。参与者约四五人，他们或坐于板凳，或坐于床铺，围拢一处，交谈欢笑，用餐氛围极为愉快。当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创立之际，王诤局长诚邀杨尚昆、廖承志、李克农等人前来参观、提供指导，并一同拍照留念，因为这些广播电台的关键设备离不开他们的协助与筹备。

1942年春天，延安启动了风气整治行动，也被称为三风整治。具体而言，它包括学风调整，旨在抵制主观主义；党风优化，针对的是宗派主义问题；以及文风改革，着重反对党八股现象。此次行动由毛主席亲自发表讲话推动，各单位积极响应并组织动员，相关报道在报纸上广泛传播，成为了当时的首要任务。

起初，众人投身于学习中，从最初的十几份文件，逐步扩展至二十三份。在学习的过程中，大家边阅读边分组交流，氛围温和而富有成效，收获颇丰。其中，对于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批判尤为显著，强调理论需与实际相结合，实事求是，这一观点深入人心。各大机构相继成立了学习委员会，毛泽东主席亲自担任总学习委员会主任，康生则任副主任。我的父亲作为枣园机关学习委员会的一员，曾在《解放日报》上发表文章，倡导“老黄牛”精神，鼓励勤奋踏实，刻苦学习，不懈奋斗。

随后，整风活动进入到干部审核环节。鉴于抗日战争初期，众多满怀激情的年轻人涌入延安，投身革命事业，这其中不可避免地掺杂了个别不良分子。同时，经过秘密战线的深入调查，确实证实了有敌对势力向延安派遣了特务，这一现象不容忽视。此外，党内过往的路线斗争也留下了一些待解决的历史问题，需要加以清理和规范，以达到思想统一。因此，对干部队伍进行系统性的、有组织的审核，其重要性得到了广泛认同。为此，中共中央专门颁布了相关文件。在审核初期，整体流程尚能平稳进行。

1943年夏天，国民党再次掀起反共浪潮，计划对陕甘宁边区实施军事袭击，局势趋于严峻。党中央随即在军事与政治层面作出部署，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展开直接对抗。通过揭露和反击国民党的反共图谋，局势迅速得到改观，各部门运作及民众日常生活恢复常态。

康生在担任总学委副主任及中央社会部部长期间，擅自做主，利用职权，未经中央集体商议，独自组织了一场万人大会。会上，他发表了关于“援救误入歧途者”的动员讲话。他指出，当前形势严峻，敌情紧迫，干部审查工作需采取紧急救援的态度，迅速将被认为有问题的人员从困境中解救出来，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他敦促那些被认为有问题的人员要抓住时机，尽早坦白并说明情况，否则，在当前的军事紧张局势下，将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处理。

动员大会结束后，各部门及单位分别组织会议，实施逐级部署，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“挽救”行动。此行动被视为一项关键的政治职责，最初在延安发起，随后逐步扩展至其他抗日根据地。各地纷纷呼吁人们坦诚相待，相互监督举报，整个环境迅速变得异常严肃。

康生虚构了一位所谓的典型人物，在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讲，他边讲述边流泪，自称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，并“诚恳地坦白”了自己的身份。因此，他被树立为榜样，被授予荣誉勋章，还被邀请至各单位巡回演讲，用自己的经历作为警示。受到这位“模范”的激励，各部门纷纷效仿，大型集会动员，小型会议紧逼，不分白天黑夜，持续开展行动。短时间内，整个延安涌现出大量所谓的“三青团员”、“国民党成员”、“中统特工”、“军统特工”、“同志会会员”，甚至还有新杜撰的“红旗党”（假冒的共产党）等敌对身份，导致局势紧张，人人感到不安，日常工作受到严重影响。这一系列事件的恶劣影响，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。

在抗战初期，众多爱国青年，无论是来自国内各地还是海外华侨，都积极前往延安投身革命事业。

当时，我正处于抗日军政大学的第四期培训阶段，每日均有众多青年涌来申请加入。尽管生活条件极为简陋：上百名学员共处一个大房间，以地铺为床；用餐之际，各班围成一圈，中央摆放着一盆共享菜肴，主食多为小米饭。这样的环境，大家初时并不适应，但都将此视为一种荣耀，以苦为乐。

不少人舍弃了携带的皮箱，撕毁丝绸衣物，将其编织成布条，用以制作草鞋。他们每日都满怀热情，清晨时分，众人便汇聚在延河畔，一同高歌抗大的校歌或是《游击队员之歌》。这边传来歌声：“黄河岸边，一群中华儿女英勇集结……”，那边则响起：“我们都是精准的射手，每一发子弹都击中一名敌人……”，处处洋溢着追求民主与自由的革命气息。

在庞大的人群之中，难免会混入一些潜在的敌对人员，这需要安全部门保持警惕。然而，绝不应无端猜疑每个人，以免误伤无辜。整风运动之前，延安被誉为令人敬仰的革命热土。人们团结一心，充满活力，政治环境宽松，生活多姿多彩。当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志士及国际友人前来参观时，他们对延安所展现的景象深感震撼，纷纷称赞延安精神象征着中国的未来希望。

采取一系列审查手段后，各单位均揭露了为数不少的疑似反革命分子，如“特务”等，人数颇为不少。以我所服务的单位为例，即军委三局电讯专科学校教务处，拥有大约十二三名教职员工，其中多数为具备高学历的大学生，他们年龄偏大，人生经历也相对丰富。自开始干部审查以来，从教务处长起算，有八九人被疑存在各种政治问题，更有一人被军法处羁押审查。除我及另一位年轻工农出身的干部之外，几乎所有人均成为了审查的目标。

军委第三部门负责机密通信工作，其电台工作人员普遍经过严格的政治筛选，队伍相对纯净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不少员工在大型集会上被频繁鼓励站出来，公开承认自己是“间谍”，甚至有几位原本表现突出的员工被送往中央社会部所属的“西北学院”进行单独审查。整个系统内，以各种理由认定的“敌对分子”数量达到上百人，这不仅极大地扰动了群众的情绪，也严重影响了日常工作的进行。

延安地区的新华社与解放日报社合计拥有百余名员工。初时，因未能查出所谓的“特务”，这两家机构受到了康生的严厉指责。随后，他们采纳了康生所提倡的“强迫、招供、相信”的手段。很快，通过这种方式，被迫承认自己是“特务”的员工比例达到了大约七成。

党中央的主要报刊与新闻机构中，竟潜藏着如此数量的“不实指控者”，着实出乎意料。幸运的是，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后，目睹了这一状况，深感震惊，断定此事绝不可能，于是亲自为部分蒙受不白之冤的同志出具证明文件，并向毛泽东主席反映了情况。基于此，中央作出了终止所谓的“抢救行动”，转而开展核实与平反工作的决定。

“紧急审查行动”这一大规模的群众性审查模式，极大地干扰了日常业务与生活的正常秩序。在那段时间，多数接受审查的人员需同时在本单位进行审查陈述，并维持原有的工作与学习状态。针对案情复杂的人员，他们被统一转移到中央社会部在枣园后沟设立的“西北学院”，在限制行动的同时，边接受教育边接受审查。而对于问题严重的个体，则会被送往延安的保安部门、军事法庭或中央社会部进行拘留审查。当时的环境十分压抑，群众的情绪普遍低落，不满与抱怨之声四起。